剛從中國駐法國大使館公使銜商務參贊任上退下來的韓鐵城,曾經是皮爾卡丹的“牽線人”。1976年1月,韓是中國駐法大使館的工作人員,負責一個國內到法國去的地毯展覽,地毯廠一幅以綠色為基調的長城圖案掛毯被皮爾卡丹看中,他留下了自己的名片。第二天,韓鐵城帶著地毯小組去拜訪皮爾卡丹:“當時就是希望能幫廠家把價錢賣高點,他們覺得賣3萬就不錯了,我說肯定能賣5萬。”
沒料到皮爾卡丹幾乎沒猶豫就同意了出價,他真正感興趣的是中國。幾天后,皮爾卡丹打電話邀請韓鐵城去協和廣場的馬克西姆餐廳吃飯,一晚上他都在談論中國,吃飯結束的時候,他正式問韓鐵城能否幫著他去中國。韓鐵城當即答應,但回去匯報時領導訓了他一頓,說時裝不是中國所需要的東西。通過官方正式邀請的渠道看來不可能,韓鐵城找了使館其他部門。
1978年,皮爾卡丹終于得以游客身份進入中國。中國的一些官員聽說,“一個法國裁縫”來了。
這時候的中國人還是“藍螞蟻”,滿街都是軍便裝和中山裝,甚至不好分辨男女,人們不知為何物。“一個裁縫”在這個時間來訪,看起來不算明智。皮爾卡丹感受到了中國的貧窮和人們物質生活的匱乏,但中國正處于復蘇之際,整個社會在經歷“次思想大解放”。
你得問問我父母
1979年4月,皮爾卡丹受邀來到中國,他讓中國觀眾次看到了外國時裝師的表演,雖然這只是一場限于外貿界與界人士參加的“內部觀摩”。
在民族文化宮一個臨時搭起的T型臺上,皮爾卡丹帶來的8個法國模特和4個日本模特,在音樂的伴奏下走起了貓步,臺下的人們穿著藍灰制服,屏住呼吸觀看。當一位金發女模特在T臺中間停下,興之所至撩起長裙的兩襟,露出三角褲,臺下觀眾竟不約而同地向后仰身。“像在躲避著一種近在咫尺的沖擊波。”觀看了這場表演的新華社記者李安定這樣描述。
這次展示的一些衣服肩膀高高聳起,皮爾卡丹從中國宮殿的挑檐獲得了靈感,已經有意識地給加入了中國元素。
作為早采訪皮爾卡丹的中國記者,李安定至今對于皮爾卡丹當年的勇氣贊嘆不已:“他是個來中國吃螃蟹的人,非常了不起。”
吃螃蟹也有代價,《參考消息》那時刊登了一篇報紙的評論,大意是國人連衣服都穿不上,還看什么時裝表演,文章傳遞出有關部門對時裝表演和模特的不接受。在隨后的之行中,對皮爾卡丹接待規格降低,態度冷淡,表演的場次和觀眾人數也都大打折扣。
在的展示中還發生了一個關于“簾子”的小插曲。有人看后臺男女模特混雜換衣,覺得“不方便”,給他們中間加了一塊幕布,皮爾卡丹發現后要求中方把幕布拆掉,他說:“我們的男女模特一直是在一個房間里換衣服,沒什么不方便,作為師我要像醫生了解病人一樣了解模特形體。”中方人員接受了意見,但相約不要走漏風聲。
兩年后,1981年,皮爾卡丹再次到中國進行展示,這次是在飯店,首次面向公眾,展示的已經主要是中國自己的模特。后來成為皮爾卡丹中國代表的宋懷桂當時負責挑選模特,這在當時是個難題,大部分人根本不知模特是做什么的,宋懷桂等在街上看到漂亮姑娘或小伙,就像“星探”一樣先自我介紹,再介紹模特業是什么,問別人能不能過來試試,得到的回答往往是“要問父母”。
的模特表演隊終挑選出來的一二十人,幾乎全部來自基層。有賣蔬菜的、織地毯的、賣水果的,還有紡織女工。他們每天晚上集中在一起,接受來自巴黎的兩位專業教練的指導。很多人對家人和單位隱瞞了真相,用請病事假的辦法保證訓練。父母往往是阻力大的人,他們擔心這是個“下賤”的工作,當時模特隊里年齡小的石凱,后來被稱為中國真正的“名模”,那時候經常被父親威脅“如果敢登臺表演就打斷你的腿”。單位給的壓力也非常大,代男模貢海濱就被工廠從市區“發配”到郊區去搬磚。
因為母親與宋懷桂是好友,曾經是跳高運動員的鄭思褆也被選中。當時她剛剛考上大學,擔任學校團委書記,給一個“資產階級國家來的時裝師”當模特是不可想象的,她后選擇了放棄。不過她并沒有和皮爾卡丹失之交臂,幾年之后,她到了巴黎,在皮爾卡丹身邊工作,現在是馬克西姆餐廳中國區執行官。
因為是次面對公眾,組織者還擔心中國人不喜歡看表演,挖空心思在其中加入了京劇的猴戲,戲劇評論家霍大壽幫忙從中國京劇院找來了串場的演員。霍回憶說,當時對的審查非常嚴格,很多有“暴露”嫌疑的都沒有獲得展示機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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